各位小伙伴们是不是都有这样的经历，被家族群的信息轰炸，点开一看发现是爸妈又在转发各种“奇葩养生小知识”。
有时候，为了辟谣，轻则展开一场“辩论赛”，重则直接被爸妈踢出群聊
唉，明明是伪科学，为什么说服他们却这么难？！！
今天就来带大家了解一下科学传播中的“逆火”效应，看完你可能就会了解，为什么我们实际上并不知道我们自认为知道的东西。
如果我们所了解的科学传播的科学更多的是情境性的而非普遍性的会怎样？或者更直白地说，如果科学传播实验的成果在开展实验之外的情境中不能广泛适用会怎样?
一个伟大的科学实验意味着你尝试一些东西，然后公布你的发现和方法，然后等待着别人去重复它，证明你的发现是有效的。
早在1989年，科学界对冷核聚变(一种在室温下发生的核反应)的前景激动不已，这几乎意味着无限廉价的能源！
但当数百名想参与实验的科学家发现没有人能够复制马丁·弗莱希曼（Martin Fleischmann）和斯坦利·庞斯（Stanley Pons）的实验时，两位科学家从科学媒体的超级明星变成了科学媒体的“尴尬”。
如果绝大多数科学传播理论都难以复制，我们又该如何看待我们研究过的所有科学传播理论的黄金标准呢？先来看看这个研究项目。
这项研究是由超过270名心理学研究人员合作完成的，他们聚集在一起试图复制100项关键心理学研究的结果。这些研究于2008年发表在三份高级心理学期刊上（《心理科学》（Psychological Science）、《人格与社会心理学》（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和《实验心理学杂志：学习、记忆和认知》（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Learning, Memory, and Cognition））。
研究人员将不同的实验与不同的团队进行匹配，试图得到他们所能得到的最佳匹配。他们尽可能以接近原始实验的方式进行了测试。
他们遵循最初发表这些研究结果的科学家所采取的步骤，招募受试者，进行测试，并对统计数据进行了分析。他们发现了什么？他们发现只能复制其中的40%，实际上是100项中的39项。
图源 pexls
这一工作的含义是非常深刻的，因为它对很少能被复制的包括科学传播研究在内的许多社会科学研究具有潜在的影响。
但这就是社会科学的本质。研究很少被重复，不仅因为重复其他研究不会得到真正的奖励，而且实际上你可能会因此而受到难以名状的惩罚——往往是不能得到发表，因为你的研究被认为“不是新的”。
这就意味着，很多我们奉为黄金标准的研究实际上可能只适用于当时和当地的情况和背景，而不是普遍适用的。
你能听到集体的声音吗？
正如人们所知的那样，对可重复性项目进行的更深入的研究考察了其他研究重点，并且发现了更多的问题。值得一提的是1999年一项名为“刻板印象易感性：定量表现中的身份显著性及其转变”的研究。研究发现：
……与未激活身份的对照组相比，当亚裔妇女的种族身份被激活时，她们在数学测试中的表现会更好，但在激活性别身份时表现较差……当特定的社会身份在隐性水平上显著时，效果已在刻板印象所预测的方向上发生了变化。
简言之，如果从亚洲人这个角度来看待亚洲女性（与擅长数学这种刻板印象联系在一起），那么她们在数学测试中的表现要比那些以女性的角度来看待亚洲女性（对女性的刻板印象是数学能力低下）更好。
这看上去显然是值得一试的——尤其是因为在教科书中它经常会被引用。所以该项研究招募了两个不同的团队，一个在佐治亚州，一个在加利福尼亚州。他们重复了这个测试，但是发现的结果却不一样。
来自佐治亚州的团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但是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团队发现他们无法复制这些结果。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些研究结果呢？它是强化了所谓的复制危机还是表明这只是间歇性的？
这当然催生了心理学领域的许多防御性研究，努力论证如果研究结果不能被复制，为什么它不是一场危机。
其他人则更深入地研究了情境和背景的问题，以及它们对研究会产生什么影响。例如，杰伊·范·巴维尔（Jay Van Bavel）和他的同事对可重复性项目的发现进行了研究，他们说许多研究都失败了，因为很难在另一个时间和地点重建与原始研究完全相同的条件。
世界上最奇怪的人
这就引出了第二个研究。这一研究中的关键人物是乔·亨里奇（Joe Henrich），他于20世纪90年代一直在南美开展研究。
他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UCLA）的人类学家，他没有像大多数人类学家那样做典型的观察工作，而是决定做一个行为实验。他采用了名为“囚徒困境”的游戏来考察他所研究的秘鲁马基瓜加人（Machiguenga）对此会如何反应。
游戏中，有两个玩家保持匿名。玩家一会得到一笔钱，假设是200美元。他被告知必须拿出一部分钱给玩家二。玩家二可以选择接受或拒绝钱。但游戏的关键是，如果玩家二拒绝接受这笔钱，他们就都得不到钱。
在北美实验这个游戏时，玩家一通常会提出五五分成。然而，如果玩家二的分红小于五成，则即使他们俩都拿不到钱，他（她）通常还是选择拒绝接受这笔钱来惩罚玩家一。
但在马基瓜加人中，玩家一提供的金额要低得多，而玩家二几乎从不拒绝，无论金额有多小。难道马基瓜加人不知道他们违背了一些基本经济学和心理学理论的原则吗?
在非洲和东南亚进行的进一步研究发现，结果仍然不同。例如，在高度重视赠送礼物以获取好感的社会中，玩家一可能会给玩家二60%甚至更多的钱。玩家二仍会拒绝。在北美地区，这通常是难以观测到的现象。
2008年对六大顶级心理学期刊的一项调查发现，2003—2007年，接受心理研究测试的受试者中约有96%是西方人，其中大约70%来自美国。换个角度来看，这些研究中96%的研究对象来自只占世界人口12%的国家。
通过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ombia）的两位研究者史蒂芬·J.海涅（Steven J Heine）和阿拉·洛伦萨扬（Ara Norenzayan）合作，该团队开始在不同的文化中进行更广泛的研究，他们发现，在与全球众多人口相比时，有一群人特别不寻常。
这群人的认知、行为和动机几乎总是在人类钟形曲线的一端。他们甚至将研究论文定名为《世界上最怪异的人》。
你可能已经猜到了，“最奇怪的人”是北美人（WEIRD也是白人、受过教育的人、工业化的人、富人和民主的人的英文首字母缩写）。他们却是全球社会科学实验的主要核心。
诚然，许多国家与北美人的差异并不像他们承认的那样大，但对于在亚洲、非洲、中东、南美和太平洋等地区工作的科学传播者来说，这项研究的影响是非常令人担忧的。但是测试既昂贵又耗时，而下载研究论文既便宜又相对快捷。那么对于个人来讲该怎么做呢？
可乐和曼妥思的效应
单独来看，这两个研究项目的结果是相当惊人的，但当你把它们混合在一起时，它们就像所有的科学传播者都曾在某一时刻尝试过的把曼妥思放进可乐瓶中所产生的效应一样。
在可乐中加入曼妥思 图源：见水印
科学传播者真的必须开始扪心自问，有多少科学传播的黄金标准不仅可以适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而且还可以适用不同的文化。
这是人们的反应：当他们看到事实表明他们在某方面错了的时候，他们会更加坚定地坚持自己的真理。
逆火效应原则的主要启示是，纠正“假新闻”不仅毫无意义，而且实际上会让事情变得更糟。
有关逆火效应原理的大部分研究工作是由布伦丹·尼汉（Brendan Nyhan）和贾森·莱夫勒（Jason Reifler）完成的，他们在2010年发表了一篇高被引论文，题为《当修正失败：政治误解的持续存在》（When corrections fail: the persistence of political misperceptions）。它已经成为一个相当完善的原则，并对我们如何将科学事实传达给那些拥有自己真理观的人产生了重大影响。
对于许多科学传播者来说，这甚至有点像一句口头禅：如果人们在气候变化、婴儿疫苗或基因技术等问题上存在分歧，你是无法改变他们的想法的。
毕竟，我们知道这些人有支持他们自己的世界观的可供替代的信仰和可供替代的事实，他们会坚信这些信仰，并在面对任何反证时会去捍卫它们。
正如丹尼尔·恩伯（Daniel Engber）在线刊物《石板》（Slate）所写的，“……美国似乎已经摆脱了理性的船锚，正迅速滑向一个‘后事实时代’。”他还援引了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凯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的话，桑斯坦是最早哀叹互联网正在让我们变得更蠢的人之一。
早在2007年，他就认为互联网显然是这场灾难的罪魁祸首，因为网络社区充当了那些有共同信仰人的回音室。
图源 pexls
但这里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它符合我们想要相信的东西，所以我们就接受这项研究以及其他许多类似的研究吗？它是否真的证实了我们自己对那些与我们不一样的以及不相信我们所相信的东西的“其他人”的看法？
如果你告诉人们一件事，他们很可能会相信相反的事，真的有如此简单吗？
事实上，在选择我们想相信的东西时，我们是否像那些我们批评的相信我们所不相信的东西的人时一样有过错？汤姆·伍德（Tom Wood）和伊森·波特（Ethan Porter）这两位研究人员重复了尼汉和莱夫勒的研究，并且发现逆火效应可能并不是那么普遍。
丹尼尔·恩伯提出了一个难题：
如果这一领域的研究像社会科学领域的许多其他领域一样，倾向于产生假阳性结果会如何呢？
你是否想否认这种可能性？你是否要说这和你自己的经历不相符？还是你想要别人在你接受之前证明它？
伍德和波特招募了一万多名受试者，让他们接触美国两大政党的政治人物在36个不同话题上的误导性主张的更正信息。事实上，他们甚至使用了与2010年尼汉和莱夫勒研究相同的素材和参与者。
他们发现，仅在一个议题上出现了逆火效应，即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误解。即便如此，当用更简单的措词对更正进行修改时，也没有发现逆火效应。
他们所发现的是，在所有的陈述中，给人们提供更正信息实际上使他们的信念远离了错误信息。他们还发现，一个人的政治意识形态和他们看待不同政客言论的方式之间存在着一种效应，就像最初的研究一样，但他们发现这种效应并不大。
例如，在美国自由派中有85%的校正水平，在温和派中有96%，在保守派中有83%。他们的结论很简单：这种逆火效应没有现有研究表明的那么普遍。
他们并不是唯一的更加关注我们有可能对研究人们心理偏见存在心理偏见的研究者。
2014年，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的安迪·格斯（Andy Guess）和亚历克斯·科波克（Alex Coppock）对1979年一项关于死刑的经典研究进行了考察，结果发现，在一项讨论中增加事实会增加人们的分歧。
他们就最初的研究问题对通过互联网招募的683名受试者进行了测试，然后进一步测试了不同类型的证据如何影响了另外1170名受试者在最低工资问题上的观点，以及另外2122名受试者在枪支管制问题上的观点。
没错，你猜对了，在所有这些研究中，没有一项研究发现当人们面对驳斥性的信息时，他们的看法会变得更加固执。
相反，他们发现了科波克所说的“华丽的并行更新”。这意味着，在任何问题上持不同立场的双方都会调整自己的信念，以更好地适应事实，而不是相反。逆火效应只是一个例外，而不是普遍现象，并且应该被视为一个“真理假说”，因为它让人感觉是正确的，而不是说它真的就是正确的。
看到这里你明白了吗？家族群辟谣，任重而道远，只要坚持不懈，多给爸妈看看官方靠谱消息，一定会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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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把科学带回家
文源《科学传播的科学》
责编/小西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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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春节回家辟谣N次后 爸妈还在家族群发伪科学 说服他们为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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