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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田市一所民居里,一千多万条个人信息躺在范某的一个移动硬盘里,这些非法采购的信息,用途之一是被注册成亚马逊卖家账号,每个账号的收益在人民币200元至2000元。
半年后,范某被警方查获,法院判决其有期徒刑四年三个月,追缴违法收入近15万元,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而那些非法获取的个人信息,早已不知在黑市流通过多少次,在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反复买卖。
类似的信息黑灰产,从上游到下游已形成完整链条,并主要分布在游戏、社交和电商领域。其中跨境电商因近几年中国供应链发展的成熟,以及全球疫情背景下,中国对疫情的有力控制,大量海外订单加速涌入,而灰黑产也加入侵入跨境电商也成。
不过,乱象其实从跨境电商起步之日就已开始,些不法分子利用平台重视评价的机制,钻了平台的空子,非法采集个人信息,刷单控评,虚假履约……每一环节“明确分工”,形成了一条隐秘的产业链,有人甚至靠此牟利上百万元。
2021年4月底,亚马逊开启大规模封店潮,约600个中国品牌的3000个账号被亚马逊封店,预计损失金额已逾千亿元。9月24日,亚马逊官方公开表示,被封的中国卖家大多是因为“多次、反复、严重滥用评论及其他许多违规行为”。
通过查阅过去几年涉及跨境电商黑产的上百份判决书,得以窥见相关人员的内部利益纠纷,其中还有大量是涉案金额巨大、犯罪性质严重的公诉案件,而整个黑产链条主要集中在开店、控评、履约三个环节。
判决书中,跨境电商的灰色另一面暴露在阳光之下。
开店
疫情背景下,消费者消费习惯进一步向线上转移,站内流量更大的同时很多新买家也跃跃欲试,2020年一年亚马逊平台就有100多万新店开张。除了常规开店流程之外,也有不少人打上了“下店代办”这门生意的主意,更有甚至,则涉足信息灰黑产,通过大量买卖个人数据谋取非法利益。
在2019年末的一场公诉案件中,当事人王某通过QQ找到出售非法信息的中间商,经调查,中间商所非法持有的信息来自一种masscan软件(快速端口扫描程序),通过该软件可以在互联网上扫描并远程获取计算机IP地址、用户名、密码等信息。
王某以每台12-15元的价格购买他人计算机IP等信息400余台,成功登陆并控制他人计算机350余台。他利用其中100余台计算机信息注册了美国亚马逊购物网站账户,并通过推算他人信用卡,在亚马逊网站购买母婴产品,将其在国内进行二次销售,共获利2万余元。
国家法律规定,“采用技术手段侵入他人计算机信息系统,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100台以上实施,违法所得5000元以上,其行为已构成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情节特别严重”。
贵阳大数据交易所的创始人曾经说过,黑市数据交易额大概是合法数据交易额的100倍。艾瑞咨询2020年发布的报告则显示,全国黑产从业者已经超过40万人,依托其进行网络诈骗的行业人数至少有160万人。黑市上流通着的公民个人信息,每天以数以万计的交易量辗转在不同人手中,其中数据来源一般有三种情况。
第一类数据来自侵入各大数据库的黑客,他们处于产业链的上游地位,掌握数据源头和获取数据的技术,具备最大的议价能力。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黑客一般会将客户委托攻击的数据备份丢进黑市,与既有数据库进行关联,以索引到更多信息。诸如身份证号、户口本、行程轨迹等信息的泄露,则同时有可能来自一些执法机构或互联网公司的“内鬼”。
第二类则来自于常年混迹于黑市的中间商,随着数据需求和交易频次的上升,买卖双方甚至形成了自动化交易的平台,二次甚至多次开发泄露的个人信息。
第三类则是向外出售黑市数据的销售方,他们通常将数据打包成不同类别,针对不同需求出现在微信群、QQ群,以及贴吧等网络社区,广撒网式分发业务。2017年3月,眉山市一栋民居里,李孟繁就开始通过QQ向黑市购入公民个人信息,并将个人信息用于注册美国亚马逊网站的账号,再利用淘宝网转卖。
三个月内,李孟繁出售的包含账号、密码、姓名、地址、电话等内容的公民个人信息共计16458条,并于当年6月6日被警方抓获。警方通过对李孟繁的淘宝账户进行远程勘验,共查找到李出售公民个人信息交易成功次数为70次,总金额近四万元。
类似的非法获取个人信息注册亚马逊店铺并出售的案例还有很多,不乏流程完备的团伙作案。去年五月,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公开审理的一起案件中,被告共6人,涉及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伪造国家机关证件、印章罪。
该团伙自2018年起,开始在网上非法购买公民个人信息,大部分信息还包含公民身份证正反面照片,及公民本人手持身份证人像面照片,共计71万余条,这些信息后来又从他们手中加价转售,做中间商赚差价的生意。
2020年初,该团伙成立了工作室,开始利用手中的公民个人信息,向亚马逊官方网站注册申请开通网上店铺,继而将注册成功的网店账号对外出售并从中牟利。为提高企业店铺的注册成功率,牟取更大的利益,他们又开始以相关公民个人信息作为素材,利用Photoshop伪造国家机关证件、印章,制作注册了企业网店所需的工商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共一千余份。
控评
在亚马逊的平台流量分配中,具有评论和反馈两个重要评价体系。前者直接影响产品的曝光、流量、排名和转化率,后者影响卖家评级。因为关乎业绩,所以平台卖家会想方设法获取更大曝光更多好评。
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跨境电商部主任张周平分析称,在出口跨境电商发展初级阶段,大部分企业采取“铺货模式”,以多店铺和多SKU为主导模式,在该模式及平台规则下,“刷单”成为在各平台开店卖家的常见操作手法,通过刷单的虚假评论等引导用户下单的现象突出。
从事跨境电商的邵英东在《南都周刊》的自述曾提到,如果是铺货公司一上产品就可以马上赚钱,一天上几十甚至几百个产品,只需要打一点点广告就很容易出效果,而如果做精品前期沉没投入就至少要10多万元,所以卖家更是想尽办法打爆产品。
而随着疫情爆发,订单与新店齐齐涌入,亚马逊站内流量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一部分不良跨境电商们则进一步开始利用刷单、控评等手段为自己抢夺所需流量,让自家产品和店铺在平台获得更大的曝光和更高转化。
国内淘宝等平台已经习以为常的留评返现模式也被复制到了亚马逊。邵英东一开始只是帮朋友、同行刷单,但直到有一天她发现自己副业收入比主业高了,就开始自己去做服务商了。她做的工作区别于“刷单”被圈内被称为“测评”,要求产品都做真实测评。
类似美国消费者,他们对于店铺的评分,销售数量的关注度高,很多新上店铺的销售数据不足,真实买手可以提高店铺的知名度和购买率。邵英东也认为,“因为做的是真实性的东西,我心里是没有负担的,卖家随时可以见我,可以面对面签合同”。
即使这类操作本身就是平台所杜绝的,但更多服务商则没有底线。去年十二月,陕西延川县人民法院判决了一起跑分相关的违法案件。被告人杨某利用自己的技术开发出一款网络收款通道平台软件,可供第三方搭载在阿里云和亚马逊服务器上检测他人银行卡等进出资金流量。其团伙通过境外隐秘聊天软件与其进行交流,按“跑分量”的5‰至2‰给杨某支付提成,并且不断发展下线。软件开发以来,仅靠跑分收入,杨某非法获利146万元。
今年一月,河南焦作两名青年也因涉嫌信息网络犯罪被起诉指控。其中屈某于去年四月底开始进行支付宝、微信、银行卡“跑分”活动,分别从亚马逊等跑分平台接单刷流水。5月7日,李某前往屈某家中,并在明知刷单跑分所得收入违法的前提下,依然决定“投资”5万元。两人仅仅在一个多月内,用屈某提供的6个银行卡账号、2个支付宝账户和1个微信账户就产生了非法支付流水300多万元。
“操纵买家评论,包括直接或间接提供虚假、误导性或不真实的内容”,这正是亚马逊去年封店潮时,官方提出对违规操作大力整顿的原因之一,违反了平台《卖家行为准则》等格式条款。而为了在一众卖家和同质化商品中获得竞争优势,同一个品类的竞争对手甚至会居心叵测地通过购买恶评恶意打击竞争对手。有跨境电商从业者透露,“刷差评的价格比刷好评还高,300、500块钱一单都是有的”。
2021年,亚马逊曾协助山西省太原市公安机关,完成了一起恶意评价其他卖家的案件调查。在该案中,某卖家就通过雇佣相关服务商故意给竞争对手商品发表差评,恶意购买受害卖家店铺的大量商品再集中退货,等等行为最终导致受害卖家的店铺被封。
履约
除了开店、控评之外,跨境电商黑产还沾染到交易最后一环,即买卖双方完成货款交付的履约环节,不法分子多利用平台内部的系统漏洞骗取订单。今年一月在广州受理完成的一起案件中,就详细揭露了跨境电商履约环节中发空包的违规操作。
福建莆田就曾有过这样一个案例,当事人首先通过上文中所提到的方式“开店”——从淘宝购入大量跨境电商平台Lazada上的企业店铺,随后便发布远低于市场价的电脑椅、照相机、自行车、跑步机等商品链接。待来自不同国家的顾客下单购买后,发出与订单商品描述不符的佛珠手串、内裤、T恤等价格低廉的商品。四个月后该团伙被警方查获,共骗取来自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家顾客的支付款项近200万人民币。
今年一月,在郑州的另一起案件则交待了更为翔实的下单流程。该案例中原告为以代理形式加盟的买手,支付加盟费76000元,便可获得亚马逊账号和刷单技术支持。技术支持主要包括几份电子文档。
其中一份名为《亚马逊买手下单流程最新》的文档,详细记录了具体下单流程:登录远程;在亚马逊网站上关键词搜索产品;找到产品后先点别的产品浏览、货比三家,再进入要下单的店铺;浏览店铺评论;将要下单的产品页面截图给商家确认;点击加购;选择地址;点击确认;选择礼品卡支付方式;显示金额为0,点击购买;查看订单,将订单截图给商家,订单号单独复制发送;做完订单在表格登记一下。
文档中强调要以真实买家身份下单,免评单在货到以后留下Facebook信息就可以找卖家返款,并且要选择评论较多的产品,新产品不能选购,因为这样更符合真实买家的购买模式。
近几年亚马逊也在不断与各地执法机构合作打击黑产组织,同时通过持续的卖家培训,帮助卖家做到合规运营,打击履约过程中违法犯罪的各种“骚”操作,切实保护消费者的权益。